《車票》 – 中產包裝著難言之隱的母愛

自CEPA出現後，內地與港產電影的表面分野逐漸濛湖化。在內地取景，以普通話作電影語言的《車票》 (Ticket) 便是其中的表表者。若果不是翻查回些資料，才記起導演張之亮是貨真價實的香港人，還會以為他是內地第六代導演的其中之一。 

不知是否香港這個中產化城市所影響，張之亮眼中的北京也有著香港時裝電影裡常見到的中產模樣：主角曾雨桐是電視台主播，志軒是建築師，而且北京市內看到的人物，即使是預備生產先天性心臟病的嬰兒的母親、帶著智障兒子的的士司機等，從他們出入環境亮麗的醫院，也會感到他們帶有小資的面貌；預人尋味的是，曾雨桐追訪心臟病的嬰兒的父母，近距離攝影和追問把他們迫得快喘不過氣來，這反是台灣新聞報導的風格。看到這裡，有時也會猜疑香港導演指導的鏡頭下，會帶給我們多少成真實的北京？ 

而鏡頭一轉，便來到了雲南大理的一個苗族聚居地：扶養曾雨桐的修女逝世，激起曾雨桐尋根的念頭。若吹毛求疵的話，從這故事起點已找到兩點猜疑：八十年代初還未有火車通到大理地區，而且警察制服仍是五十年代的五八式，資料搜集似乎是假認真真懶惰。

《車票》的其中一個賣點是雲南苗族地區與世隔絕的美麗，高清鏡頭下的表現也尚算令人滿意。鏡頭拍攝著草屋等農村景貌，似乎想帶出山區困苦生活的一面。奈何電影開頭的中產化，像揮之不去地跟隨著兩位主角帶進農村去，電影裡農村居民的純樸，總感覺像是旅行社為旅客編排好似的。《黃土地》或《一個都不能少》裡的農村面貌，似乎也消失於電影裡。 

說回故事本身，「尋根」在港產片的世界裡早已是不新鮮的題材，雖曾雨桐母親多年來對女兒隔距伴隨的愛仍或觸動人心。問題是曾雨桐恨母親拋棄她而不顧，志軒著她找出事情真相是故事起點。當她找回母親的遺物，卻突然釋懷般，沒有再深究當初拋棄她的原因。雖然原因未必重要，但如此處理總感覺有些要吞吞吐吐才能說出的難言之隱。尤其八十年代初是帶動拋棄女嬰潮的一胎政策開始，觀眾又會想到導演為保內地市場，又再媚共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