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幸大概看不過自以為找來無數明星便在意氣風發的《建國大業》,於是又自找來陳德森、亦找來一群巨星拍成了《十月圍城》 (Bodyguards and Assassins) 。時人常說港人到港產片都低落到不堪,就連國產的都比不上,陳可幸這次可見望要為港人爭口氣。幸好,陳德森總算不負所望,但亦遺憾片商始終要看中共面色做人,因這片若早兩月上畫來與《建國大業》一比,那顯然只是暴發戶的產物。
《建國大業》的故事是全抄書,《十月圍城》會構思暗殺計劃明顯有誠意得多。而事實孫中山那時真的有否來港,或有否弄至電影裡箭林彈雨、街上拳腳交加,又或者導演在史實上有些失手,如那時香港始乎不會有能連印籍警察也能指揮的華籍警察司等其實並不重要,因為陳德森不見得是「重現歷史」來發揚甚麼愛國情操。老實說,陳德森這次借電影說現在香港比邱禮濤更淋漓盡致:
電影開場楊衢雲在說何謂民主,而旁邊的學生又問他們能否看到中國有民主的一天,這些明寸盡建制派政客常說香港追求民主只是這二十多年的事,根本早於一百年前香港人就已在談民主。亦借喻香港從古至今,都是中國大陸的「民主前哨」,是中國民主派最後避難所 (暫不計台灣) 。而「巧合地」今日有中聯辦,百多年前也有九龍城寨,由清廷到中共等佔據大陸的獨裁政權,在香港也有根據地,就為了抺殺中國民主化的可能,亦在那裡弄出各種人馬來對付香港的民主派,於是造成由電影裡到現在,香港社會分裂的局面。這亦反諷了建制派常指民主派搞對抗的謊話,最賊喊捉賊的不是那個還有誰?
故事裡較富爭議人物的是李玉堂,他是商人,卻暗地資助陳少白的革命,當時這情況確實不假,而今天好歹也有個黎智英出錢支持民主。但當李重光公然參加革命活動時,他卻要打要罵的要捉他兒子回去,正如民主黨不會以黨、只叫黨員以個人名義支持五區總辭。而警察司長史密夫亦是個玩味性的角色:他指責李玉堂鬧事,卻暗地給他手槍,又以捉他遊街示眾為名實是護送他離開,又像那個曲線呼籲大家去六四晚會的曾特首。他們都是「傳統的香港人」,懂走精面,不敢公然與清廷鬧翻,望留一線以在日後革命搞不成時能夠保全。但當他看到清廷特務屠殺了戲班所有人,又擄走了陳少白,便挺身而出接管陳少白的報館和他保護孫中山的計劃。當然,這又暗諷中共是甚麼貨色大家都清楚,但香港人總期望中共待他們好一點,他們便可對民主暫且置諸不理,不見棺才,他們還不會流眼淚。
由陳少白到李玉堂,也只能像《希魔撞正殺人狂》般組織一隊雜種兵團對抗清廷派來的特務精英,雜牌軍都看似平凡小卒,卻又剛巧影射了香港人的面貌:方紅的父親原是義和團,最後卻被清廷通緝逃到香港,於是便調轉槍頭加入革命行列。由古至今,獨裁政權為求自利也出賣了不少人,無數知識份子和華僑曾唱好中共,中共卻在文革時翻轉豬肚迫害他們,他們逃到香港便變成對中共最恨之入骨的一夥;劉郁白、阿四、方紅、王復明都不見得是甚麼早有偉大理念之士,阿四只想和照相館老闆的女兒結婚,方紅要錢葬送他的父親,王復明技痕想找機會大顯身手,他們都是群「好色、好貨、好勇」的人,而且他們亦在那個社會中不見得有甚麼出路可言,正如現在的四代香港人,正因為他們早已一無所有,故李玉堂助他們達成願望後,他們便能來得更義無反顧。這點是電影對香港論述中最重要的,陳德森道中了二代人阻塞四代人晉升階梯帶來的危機,就是造出因此沒有包袱,行事更能不計後果的激進份子,配上繼續倒行逆施的政府,就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革命。
而陳德森亦沒有過分醜化代表建制派的清廷份子,閻孝國不是甚麼大奸大惡之徒,他接受過西方教育,卻盡忠於清廷,還質問陳少白清廷不能給甚麼那洋鬼子又給了中國人甚麼。直至現在,香港也遍佈無數這些受教中共宣傳,以為西方無時無刻都想圍堵中國的「好學生」,就算一些送至外國讀書的,回來竟也訴說外國民主不及中國好云云。這些其實是獨裁政權愚民教育下的受害者,但為甚麼閻孝國受教於陳少白也愚忠於清廷,香港有自由思想的根基也弄出無數這類「好學生」,電影卻似乎沒再多說。
電影結局是孫中山成功與十三省代表召開會議,繼而離開香港,而換來劉郁白、阿四、方紅、王復明到李重光都被殺收場,孫中山途中說過:「民主的成功要經歷痛楚,而這痛楚,就是革命。」李玉堂資助革命卻換來喪子,陳德森也在此提醒了欲搞革命的四代人:革命不是請客食飯,免不了就要付上鮮血才有成效。而電影卻最後打出字幕,說武昌起義成功,清廷因而被推翻。故結尾對革命的警告味道並不見得重,反而從字幕可見這只是一種預警,革命其實能踏出一步也見得會成功,導演似乎有教唆革命之嫌。似乎幸好廿三條未立,否則此電影真的連拍的門也沒有。
總括,《十月圍城》該是繼《無間道》後香港電影代表作之一,算是香港版的《海角七號》,只是它不是從人情味去講述台灣,反是以古諷今道出香港現在悲劇般的處境。事實上它該於十月上畫以給中共另一贈慶,雖然擺在這民怨肺騰的時刻也未嘗不可,但在一套套聖誕大片夾擊下,它能否給人注視到還真息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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