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看過《大逃殺》的話，那該會對瀧本智行的《死亡預告》 (Ikigami: The Ultimate Limit) 裡的「國家繁榮維持法」見怪不怪，相比送一群青年去自相殘殺的「BR法」來說，「國繁法」是人道得多，當然這種人道看上來都是虛偽的。
除了沒有血腥，《死亡預告》也不再是一群人自閉於一個小島，反過來導演更注重心力落墨於他所虛擬的日本社會。電影鏡頭下的日本是個法西斯的國家：閉路電視的畫面不斷被強調著，反映其無處不在的程度；任何對「國繁法」提出異議的人都被當作「思想頹廢犯」，強制送往治療；「國繁中心」內職員的步伐，和軍隊的步姿幾近一樣；而學生自小除了被注射那一千支便有一支有毒膠囊的疫苗外，便是被教育去擁護那會使他們致命，卻會換來國家繁榮的「國繁法」。
而「國繁死者」在死前二十四小時可享有免費食宿，可指定器官受捐贈者，政府在車站外的電視上登出死者的名字，呼籲公眾向他們致哀，而死者家屬可獲得年金補償。「國繁死者」竟變得像戰爭中的烈士一樣，為國捐軀而得到光榮。導演所刻畫的日本，對此已不是單純的法西斯，更像的是陷於戰爭時期的國度。即使二次大戰已過去了六十多年，日本人仍然無時無刻也有戰爭意識，不管是軍國主義者的表露無遺還是如此的隱喻。
到底政府如何找得被注射毒膠囊的人，還是政府內早已決定毒膠囊注射給誰？電影卻沒有再談及這些，而對法西斯國度的刻畫也就到此這麼多。接著的是三個故事：被注射毒膠囊的年青結他手，被唱片公司發掘，卻淪為某歌手的跟班，更與舊拍檔好朋友反目成仇。死前數分鐘，他不甘心再只作陪襯品，於是強行在電視攝影機前唱著與舊友的合唱歌，而舊友也在電視前帶淚自彈自唱，他們總算最終也能彼此諒解了。可惜的是年青結他手的臨終演出，卻被政府騎劫作「國繁法」的宣傳品，這顯然不是無故被迫至生命盡頭的結他手所希望的。
更可悲的是某個以前拚命保護兒子不被注射疫苗的國會議員，她被當作「思想頹廢犯」改造後，真的連人也徹底改變了。她戀棧自己的權位，變得如同她所擁護的「國繁法」般一樣麻木不仁：她為怕家醜外揚，對兒子變成隱匿青年坐視不理；她聽到兒子接到「逝紙」後，竟要求兒子出來為她站台造勢。對母親憤恨的兒子於是跑去搶奪警槍，再於母親的造勢大會向著她射擊。這一槍卻喚醒了彼此的記憶，兒子那時才想到自己或許也誤解了母親，同樣可惜的是兒子意識到後便被開槍射殺，他們不能像結他手般，得著及時彼此原諒的機會。
剩下的故事是較為單純一點的，大耳隆的哥哥為了讓妹妹用著他的眼角膜，於是便和醫院全人合謀把時間「撥快一小時」以瞞過妹妹。這段或許是導演給觀眾留下的一點希望線索，讓觀眾看到這恐佈國度裡仍有人間有情的一面。
三個故事完後，逝紙特派員因協助「撥快一小時」一事遭到聆訊，聆訊後特派員仍向主管表達對「國繁法」的不滿，主管示意他背向閉路電視鏡頭，向他說：「把所想的埋藏心底，靜待時機。」這顯示其實人們都對此法律忍受夠了。最尾一幕，特派員望向閉路電視鏡頭，電影便來一句：「這國家擁有自由、和平和財富，但突然變得麻木不仁。」這或許是導演對「國繁法」出現的交代：「國繁法」不是某獨裁者的所為，反是因應人們自私自利的心理而生的大眾暴力，主管向特派員的提醒是他要對抗的不是一小個獨裁份子，反是眾多的自私民眾，要靜待的，是人心覺醒。
「國繁法」當然不會在民主根基穩固的日本出現，《死亡預告》反映的其實是日本人對集體主義重現的恐懼，只是導演或更偏好討論生命意義和人際之間的感情，以致對恐懼的討論皆被三個感情戲沖淡。其實講自私自利，香港人比日本人更過之而無不及，講民主，香港更加是笑話，如果此故事搬上香港作背景或會更貼切，問題是電影播到一半，該會有一半香港觀眾被嚇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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